了解裕隆發展歷程的應該都會知道,青鳥之所以大賣是因為臺北市政府強制汰換三輪車,並要求更換「國產」的「省油」小轎車,得以讓獨家生產汽車的裕隆青鳥供不應求數年,是以裕隆在所難免再被貼了一記「政府保護」的標籤,也的確若這項政策沒有降臨,裕隆似乎也不容易在第二間汽車製造商出現以前就轉虧為盈。



其實三輪車收購這件事情全部賴在裕隆頭上是有點不上道,當時的時空背景倒不是完全由裕隆一手主導的。


 


裕隆靠著政府管制大客車、大貨車底盤進口,因禍得福爭取到 DATSUN BLUEBIRD 生產權之後,終於一圓嚴慶齡先生製造小轎車的夢想,不過一台青鳥也要十萬元新台幣,與一般人民所的相比實在差太遠,加上一開始的青鳥車身狹小,美軍、公務機關也不大願意買帳,直到大改款的第二代青鳥才改進這個問題,但銷量仍然打不平成本,所以這時候嚴慶齡就找蔣中正搬救兵,以「動產擔保」的「分期付款」方式,讓一般收入的人也可以買到青鳥。不過裕隆包裝得挺細心的,分期付款概念倒不是只用在汽車上,而是各項家電等價格較高的物品都一體是用;而汽車方面,分期付款人則鎖定以汽車為生財工具的人。此時正好台北市人力三輪車氾濫,臺北市政府本來就有意整頓一番,裕隆順勢與臺北市政府合作,讓三輪車伕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轉行開計程車。行政院這麼一聽,不拒絕倒也是不行了,所以就讓裕隆試一試。


 


讓三輪車伕轉行開計程車聽起來似乎很簡單,但裕隆馬上發現第一關:考照,就是一件麻煩事,畢竟當時三輪車伕多半是與蔣中正一起撤退來台的人,在台灣無家無親,而且多半出身自戰亂,目不識丁者眾,遑論能考什麼汽車駕照。好在政府在大陸期間已經有「人力車獸力車交通規則」在約束這些用路人,他們多少還是有交通規則概念,不過若真要荷槍實彈上一回考照場也是一件麻煩事。由於臺北市政府汰換三輪車在即,所以這個爛攤子由台北市監理站以及市政府來處理,分成兩個方式:想退休的就直接領取一次性補償金解甲歸田;想轉行開計程車的,由裕隆公司與台北市監理站合作,開設特別駕訓班,並且放寬需持有小客車駕照兩年始可營業的限制,才讓這第一批三輪車伕順利轉業。


 


麻煩事情又來了,這些轉行開計程車的三輪車伕一方面開了車在馬路上橫衝直撞,二方面當然會跟老本行搶生意,老外見到新穎的計程車當然不會再去選擇三輪車,此舉惹惱了尚未轉業的三輪車伕,頓時間砸車事件層出不窮,台北市政府遂決心全面汰除人力三輪車,是以收購價格不斷攀升,到最後甚至強制收購,不轉行開計程車的就直接領補助金走人。這當然讓裕隆樂歪了,畢竟當時政府依舊規定計程車只能採用「國產小客車」,進口車商如和泰、順益都分不到這杯羹,也是從台北市政府提高三輪車收購價格之後,裕隆才轉虧為盈。


 


所以說,三輪車汰換一事,裕隆算是開了關鍵性的第一槍,而後台北市政府的舉動才是幫了裕隆大忙,這點相信也是裕隆始料未及的!
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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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汽車文化:靠行的由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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